作者读本科时的华中师范学院校门。图片来自网络1984年，我和高中同学董江到武汉读大学。我们不仅是同桌，也都住在荆州古城外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大院里，父母是同事也是同乡。我在师院读中文，董江在武大读的是图书情报学。填报志愿时，高中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的父母和他们单位里的知识分子们，都不知道大学还有这样一个系。我当时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选这么一个专业，他说，等我毕业后就可以分到图书馆，那里有很多书，一辈子也读不完。进大学不到一个学期，董江横穿老武测找到我很认真地说，图书情报学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他不能再浪费时间。此时我已知道武大的这个系在国内高校属一属二，不明白的是刚读大一的他怎么会有这样大逆不道的想法。不过他确实爱书，每次去他的紧挨着老水院的宿舍，他都要打开旧木箱搬出新买的书让我过目：何其芳的《画梦录》、汪曾祺的《晚饭花》等等。毕业后我去了中学教书，董江则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四川大学哲学系宗教专业研究生。后来听说，他研究生毕业后没有去北京对口的国家机关，也没有听从父母希望他留在湖北的请求，为了爱情去了长沙，与大学同窗结婚，供职于社科院研究精神文明建设。1994年我回母校读硕士，一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现身于师大，说要考托福去美国，言语间流露出一定要出去走走，否则枉来世上一遭的想法。待我若干年后再打听，董江已读完宗教学博士学位去了美国名校访学。 董江，这个单纯得有些可笑、古怪得令人生疑、执著得有些可怕的人的身上，有着许多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环境和校园文化烙下的印痕；如果他成就了自己，他必得感谢那个时代和那所大学没有给他的成长设置障碍，而是让他的异想天开的个性、充沛旺盛的精力和怀疑一切、藐视一切的自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对专业的选择完全出自个人的兴趣，听凭内心的召唤，而不知功利为何。一当他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得出有关本专业的、在我看来近乎荒唐的结论后，他迅速开始了另一场意志和精神的不知疲倦的冒险，而不知失败为何。大学就像培养冒险家及其成功者的乐园，为他提供了一方面应付本专业课程，一方面有大量时间去自由听课和读书的机会。这一代大学生可能没有谁不知道风云一时的武大校长刘道玉的名言：与其坐在课堂上听一位乏味的老师的授课，不如自己到图书馆读书。虽然始终没有追问过他，我同样相信他对宗教学的孜孜以求仍然出自内心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可能只是源于一本书，一夜卧谈，一次讲座，或一次好奇的去胭脂路神学院教堂的独自造访。这个常有着惊世骇俗之言、放荡不羁之行的人，对于爱情却有着近乎传统的美德，专一可靠，深沉持重，一诺千金。为了爱情他可以背叛父母的苦心，可以屈身在乏味无聊的研究所里寂寂无闻，而在爱情中等待人生的再一次出击。 二号楼·中文系。图片来自网络是的，80年代的大学给了我们深信每一个人生来就与众不同，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去生存的信念，也给了我们大胆追求爱情的机遇和幸福。发源于那时的“爱在华师”确属空穴来风。我所在年级的七个班，毕业后成为夫妻的不下十对；如果算上跨年级、跨专业谈恋爱而成婚者，那数字一定是惊人的。而且，比董江夫妻更富戏剧性的是，这十对中的多数分配时大都是天各一方，甚至一方在广西，一方在西藏，历经多年的艰辛努力才最终生活在一起。而当我读研究生时，大学的爱情已经和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就业指南一样散发着实用、便捷、惟利的气息。学生的爱情观变得非常理智和现实，爱情过早地在一个青春奔放、如火如荼的阶段丧失了激情和诗意。我在本埠媒体上不断看到师大的男生在女生宿舍楼前，用99朵玫瑰或99只蜡烛摆成心形求爱引起围观的报道。他们自以为标新立异，其实是套中人，是时尚文化的俘虏。我不知该为谁、为何感到悲凉，是为这个大学、大学中的人，还是为我衰老、过时的心态？多年来我常常漫步在那条作为“爱在华师”标志的“情人路”，它的一侧先是盖起了出版社和成人教院大楼，后来对面突现了逸夫楼，再后来逸夫楼旁矗立起高大的田家炳化学楼。一座气势更加咄咄逼人的理科综合楼正在紧张施工。熙熙攘攘的人群每天从这条原本荒僻的小道上川流不息，他们的课要从早上8点排到晚上9点半，他们的课堂笔记要接受检查，他们要上各种实用的培训班和辅修课以拿到各式各样的证书，他们要听如何应聘和美容的讲座。有一天我在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教练车的车厢里看见端坐的亮丽的女学生，恍惚间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 那年月的毕业照。图片来自网络被90年代大学解构掉的当然不止是我们这一代人理想中的爱情，爱是结构我们独特而健全、不媚俗不盲从的人格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他们，可能从填报志愿那一刻开始，就被外在的可怕的势力左右着挤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是被这个时代幕后的文化导向的细线牵引着，而成为曾被80年代的多元共生文化所激烈抨击的“平面的人”、“没有胸膛的人”。假如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80年代中后期在大学校园里最受追捧的书——中提到的三种文化形态来比附，77、78级学生时代的校园文化是“传统文化”，受“传统引导”，他们报着时不我待、珍惜机会的强烈使命感和感恩心态发奋读书，立志报效社会。80年代的校园文化则是“现代文化”，尽管他们较早接受了后现代文化的洗礼和熏陶，他们是“内在引导”的人，“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独立和自由、怀疑和反叛是他们的文化人格。90年代的校园文化则演变为“后现代文化”，受制于“他人引导”，“而‘他人引导’的人却不再知道到底什么是正确的”。这当然不仅仅指向身心俱疲、狼奔豕突的学生。20世纪最后一年的开学典礼上，一位年轻新锐的领导对新生进行“激情教育”。我注意到见诸新闻的该领导对“爱在华师”的绝妙阐释，大意是：“爱在华师”有什么不好？爱，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绝对正确！而“情人路”只有消失。（本文写于2005年3月，原题《被怀念的是什么》，后刊发于上海《社会科学报》。文字略有修改） 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